我不在武汉,我很好,但我不快乐

回长沙的时候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最多两个礼拜,我想,结果我住了超过一个月。

我是回来过年的,当小编剧有一点好,不用坐班,所以1月16号我就错峰启程。飞机,不是高铁,因为不想再跟火车上熊孩子尖叫乱跑大人外放抖音共处一室五个半小时,宁愿多花一点票钱。

日子真是一天天好起来的,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有点沾沾自喜,叫的专车温度适宜,而家门口的黄泥巴工地也终于修成了笔挺的高架。
我要34岁了,日子平稳,舒适,安全,曾经我以为自己一直被生活的旋涡卷着沉浮,现在好像终于也上岸了。

我去剪了新发型,尝了新酒吧,喝了到家的第一杯茶颜悦色,跟朋友挽着手逛国金,为颜色古怪的大衣搭配一件新毛衣,又比划了一条新裙子。“买不买呢?”我在镜子前面犹豫,排队的人乌泱泱的,她劝我说:“不然明天再来吧。”

明天下雨,后天也是,再后天就是年三十,不过没关系,反正还有再再后天嘛。
我们谁也没想到,再再后天过了三十多天,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来。

除夕当天,碰巧轮上我过生日,一湖之隔临省的恐慌在这一天正式登陆,这个以享乐、消费、纵情声色和胆大俏皮闻名全国的城市突然可疑的安静下来。

我需要买个蛋糕,但出门成了一件令人犹豫的事:有传言,封城前有30万湖北人跑进了湖南,靠北的岳阳长沙更是首选落脚点。
最后我们在外卖软件上加了跑腿费,勉强买回了一个双拼慕斯——我想吃奶油草莓的,可能送的蛋糕店就是这也没货,那也没货,好像是未来物资匮乏的一个隐晦寓言。

回想那时候我们是多么乐观啊,总觉得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都要登陆火星了,谁把传染病当一回事?
早知如此,生日许愿我一定请求神仙保佑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都有星巴克喝,可我没有,每天这个时候端着刷锅水一样的速溶咖啡我都恨死了那一天的我自己。

当天夜里12点,响应长沙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小区静悄悄的,空气里没有硫磺的烟气,家里也没有我妈“过年啦”的欢呼声,电视机的声音不再夸张的大,春晚的大红大绿倒是一如既往扎着眼睛,好像一个遥远的、透过哈哈镜看的西洋景。
每个人都在捧着手机忧心忡忡,每个人都想宣布点坏消息或者好消息,最后还是我妈推推眼镜:“不放鞭炮还是不行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点了这么多年,现在断了,要乱的呀。”

是乱。没过多久查到通知,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开福寺的初一进香关闭,我妈又一个坚持几十年的过年传统断掉了,紧接着她发现自己咳嗽起来,这下可不好办——

在我家的诸多禁忌里,过年吃药是非常不好的,如果上了医院,那更是为一整年的不顺落下注脚。
可是咳嗽是藏不住的,就像爱情,更何况它还像爱情那样让人彻夜难眠,呼吸困难,提心吊胆——我该不会是中招了吧,会吗,不会吧?
我妈像一个十七岁少女那样盘踞在沙发上自问自答,只不过担心的事情从生孩子变成了生病。

因为实在难受,她的防线一退再退,从“绝对不吃药”到“喝点川贝枇杷膏不算药”到“搞点抗生素也没啥,百无禁忌”,大年初五,她终于犹犹豫豫的松了口:“要不要去社区医院看看?”

我陪她去了那个夹在理发店和零食自选超市中间的门脸。到处都没有开门,一个年轻女人蒙着口罩坐在门口,垂着脑袋有点瞌睡的样子。
我妈想开口说话,没忍住先咳嗽了一声,她跳起来的动作之敏捷简直能看见残影。人类的复杂性在此刻体现出来,我们不敢进去,她不敢让我们进去,彼此怀疑对方携带致命病菌,作为防卫,她举起一把枪指着我妈的额头。

“测个体温。”她说。“有武汉出入史吗?”
最终证明是虚惊一场,支气管炎犯了,挂两天水,吸几天雾化,为了让她少出入两趟,我给她买了台雾化机。

我不在武汉,我很好,但我不快乐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部拙劣的“一日囚”式电影。说起被困时间循环,似乎总容易联想起《土拨鼠之日》或者《忌日快乐》之类,主人公所在的那一天充满了戏剧化的情节,机遇,挑战,挫败,阴谋,凶杀,只有解决属于他的终极问题才能成功脱身。
但我们都会回避的一点是,如果被困在完全无事发生的一天怎么办?如果不仅时间上,而且空间上也被限定住了怎么办?如果那个终极问题并不是单靠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的,怎么办?

每一天我都睡到十点半起床,洗漱,喝茶,吃我妈准备好的早点,蹲坑,刷手机,吃午饭,站半个小时,坐下,烤火,刷手机,吃晚饭,站半个小时,坐下,烤火,刷手机,洗漱,睡觉。
长沙的冬天很冷,湿冷,雨水不是下下来的,是浮在空气里的,撑伞也没用,在家也没用,它们很快就从四面八方钻进你的头发,外套,鞋面,让你像一块掉进下水道的海绵一样浑身发沉,冰冻,还有点霉臭味。

天也总是灰的,模糊的,眼皮子睁不开的。
每个长沙人家里都有一个烤火的木匣子,窄长窄长的,插电,上面压着一床方形的棉被,可以把脚伸进去烤。
每个下午,每个晚上,我滑下沙发,蹲着,跪着,撇着腿,恨不得把整个人都塞到里面去。

真冷啊。屋里冷,手机里更冷,扑面而来的死亡,眼泪,痛苦和悲剧,图文并茂,充满细节,全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过于容易感同身受。
我缩在热腾腾的壳里,为自己的安全和安逸感到可耻,更为自己的废物感到可悲——帮不了别人,其实也就是帮不了自己。

转发新闻,痛骂贪腐,尽全力的捐钱,可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回到原点,事情真了又假,假了又真,而钱,到现在也没说清楚用到哪去了。
也许是我脸色越来越菜人也越来越肥了,我妈建议我下楼走走:“小区里面还是安全的,物业负责呢,大清早有人举报了鄂B的车在地下,他们就捉人去了。”

早上楼下乱糟糟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想。
平时我都是站在窗边,隔着防盗的铁栏杆嗅一嗅新鲜的空气,低头就能看见小区的居民在走步,款式相近的胖胖的全套格子棉睡衣,蒙着口罩,各自离着三四米远慢慢的移动,好像身处一个大型疗养院。

吃完饭,我鼓足勇气也加入了病友大军,跟我妈一起慢腾腾的走,一圈圈的走。

原本熟悉的小区因为一个多礼拜的自我隔离显得处处新鲜,健身器材区不知道谁摆了个关公在乒乓球桌上,前面还点着香火,半秃顶的男人隔着口罩咬着半颗烟,自己跟自己喃喃的诉着苦,有只肉嘟嘟的小黄狗跟了我们半个院子,满眼睛都是亲近的渴望,我妈也说这小狗长得好看。
“别摸!脏!”可是她说。我收回手,看到它身上还穿着牵引链,四下又没有人叫它走,很容易联想起最近听信谣言弃养宠物的传闻,但到底也没勇气带它回家。

毕竟连我自己在这里,都算是一个借住的客人了。
这当然不算什么家庭问题,只是些微有点尴尬:我妈再婚后,我帮他们一起买了新房子,这间次卧只有过年的十来天给我躺躺。
平时是他们一人一间的卧房,因为一个要睡软床,一个偏要硬板,一周两周当然可以凑合,但我住的越久,他们睡眠质量就下滑得越厉害。
而我自己也难受,平时我最享受的就是被自己构筑起来的小世界包围的安全感,北京的家里有我喜爱的书,碟,软绒可爱的玩偶,暖气,加湿器,高度适宜的枕头,ipad架子,意式咖啡机,喝茶的杯子和做拿铁的杯子,酒,无糖软糖,综合维生素,各种各样擦脸的水,油,乳,霜,连洗面奶都有两种:过敏时用的,和清洁力强的。

而现在我被困在这里,这间新造的屋子没有回忆,没有照片,没有私人物品,椅子又大又笨重,书桌却又窄得出奇,碰得我的膝盖全是印子。
旅行装的护肤品很快被消耗完了,改用20块钱买一送一的维E乳和大宝,几周下来,新剪的发型成了鸟窝,皮肤也开始冒痘出油,但是无所谓了,谁会看呢?我用老式茶缸自暴自弃的冲速溶咖啡,跟过去一年断糖断奶瑜伽美体的精致小姐说再见。
另一些痛苦则是精神上的。

拜科技之神所赐,降噪耳机能抵御抖音外放一万遍的粗俗笑声和垃圾歌曲,但饭桌上的聊天却是逃不掉的。
我被迫遭受来自中老年公众号和今日头条的联合降维打击,不是“美国发动细菌战”就是“双黄连是特效药”,谣言在50岁以上的人群里散布得格外的快,辟谣却如同一滴水掉进湘江,咻的一声就被划跑了。

叔叔是个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懦弱,老实,爱干净,将近十年都在省内一趟开往张家界的绿皮小火车上负责烧开水,可他跟全北京的的哥有着同样的宿命——身在洗手间,心在国务院。
“只有我是见过的,我在外面跑车才接触得到,都是高官给我讲的,你们不懂咧。”他端着饭碗,神秘兮兮又斩钉截铁,坚称自己收到了内部消息。

我伸头看了一次,错别字好几个,倒是笑了几声,可是天天都这样又难免觉得心烦。
有两次没忍住开怼,大说特说,一一辩驳回去,小老头讲不过,躲到屋里去大声播放抗战剧,我是赢了,但也并不痛快。
因为说赢了一个小老头本身也没啥值得痛快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妈的早饭摆在桌边,刚夹起一筷子,“所以说,美国人就是阴险咧!俄国人都出来证明了!就是细菌战!”

重复的一天又开始了,我抱住头,想要鼠窜,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洞穴。

我不在武汉,我很好,但我不快乐
武汉之后,抱怨痛苦是可耻的,毕竟我还活着,健康,有饭吃,有房住,有有限的自由,有速溶咖啡喝。

可我确实又有那么多痛苦,一小点一小点的,在他人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却簌簌的昼夜不停的蚕食着末梢神经。

原本大年初二我要搭火车去对象家里玩狗,后来随着局势的严峻换日期,换飞机,票退了又买买了又退,最终还是取消了。
我们每天在视频里见面,刚开始还能逗逗乐子,但最近话题也不得不沉重起来:他的学校迟迟不能开学,工资掉到了可怜巴巴的基本线,但空着的租房车位还是得交钱,而我,距离第一本写失业的书上市6年,连载8年后,第二次失业了。

2018年的税收风波来临的时候,整个影视行业几乎是被一脚踹趴下,接着就再也没站起来。
无数个项目被下线,打回,取消,熟悉的制片人朋友在会议桌对面念着一篇文章,一字一顿的苦笑:“2018年,是吃屎的一年,但在未来的三年里,这是最好的一年。”

现在我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第三年来了,我连屎都没得吃。
但中年人是来不及哭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狗,还有交了四年半的社保,这决定了她未来是不是能摇到一个比六合彩中奖率还低的车牌,以及在五环外机场边或者更远一点的地方买房的权利。

于是打电话,发微信,不停的朝大海扔出一个又一个的瓶子,求爷爷告奶奶的为自己求一个继续交钱的机会。
我觉得荒唐,却又不得不继续推进这种荒唐,最终我成功了,2020年的开头,我挂靠到一家公司,自己交公司和个人部分的全部五险一金,且没有工资,这让我新一年的收入成功掉到了负数。

当然戏还是在写着的,书也是,去年交了一本小说,是之前那本《饮罪者》的前传,迟迟不能出版,可能涉及到一点社会阴暗面,虽然已经尽力修改得隐晦了。

但,“今年嘛,比较敏感”,可是哪一年不敏感呢?没有人说得清楚,只能等。剧也是,接了一本科幻,硬改软,软改硬,这一阵要轻松幽默,那一阵要苦大仇深,一会子不能拍古装,一会子不能拍犯案,一会子高中不能恋爱,一会子单身不能同居。
作品像掉在墙缝里的一颗种子,树苗长得七歪八扭,活是活下来了,可没意思也是真特么没意思。

饶是这样,还是得接新的戏,还是得写新的小说,丢了工作之后我甚至从烤脚的炉子里钻出来了,每天冻得梆硬也坚持在桌子前面敲键盘,毕竟现在的我就是网路时代的搬砖工,手停口停。

如果非要说我从这次封闭中学到了什么,我会说一是警惕,二是珍惜。
警惕幸福的假象,警惕自以为是的安全,警惕把自己想象成时代巨轮,高高在上乘风破浪。
中产的幻觉如此容易被击溃,掩藏于其下的现实又是如此粗粝,磨得人脚板心直疼。
而在持续不断的平庸痛苦中,最微小的快乐都是值得珍惜的。

前几日长沙破天荒的出了太阳,我妈自告奋勇,要用小摩托载我去附近的公园走走。
那是一个修在政府办公大楼对面的、比起漂亮更接近宏伟的公园,天空碧蓝如洗,马路空无一人,停止运营的广播在巨大的空间里回荡着,可连阻拦我们的人也都回家了,关起门了,只有鸟雀在石头桥上兀自蹦跳。

我们往深处走去,那里有溪流,池塘,壮观的藤蔓植物和精心搭建的凉亭别院。“带你来玩个好玩的东西。”我妈说,直到站在一棵树下面我才知道,她的娱乐活动就是去踩掉了满地的小果子,紫黑色的果实在鞋底爆开,有一种奇异的脆卜卜的脚感。

“我老来的,你踩一下就知道了。”这位马上就要满六十的妇女盛情邀请着我,噗,噗,噗,我踩过来,踩过去,渐渐开始跟她争抢起来,太阳把我们的脸晒得红扑扑的,我妈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她大着胆子摘掉了口罩,说:“其实也好咧,要不是这次的事,你也不会在妈妈身边这么久。”

她算了一下,距离上一次我在家呆着超过两个礼拜,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这天回家,我把唯一的一条牛仔裤洗了,加入小区的全套睡衣军团。春天湿气重,衣服要晾很久才能干,但是没关系了,我想我还能再呆一阵,还能再在这个临时的避难所里蜗居一会儿。

再说万一呢,万一明天一睁眼,真正的明天已经来了呢,那我就要跑出门去,挽着好朋友的手,马上去买那条新裙子。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豆瓣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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